南京大学“南小桥”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启动

面对数据携带权等新型权利所带来的合规要求，欧洲的中小企业不得不花费更多的费用。

这是因为，只要遵循相关命题和相反命题，那么所有的权利要素——主张（权）、自由、权力和豁免，都将会引发无穷回溯的难题。相应的，与此完美对应的不可放弃的权利，当然也就与正当侵害权利和权利被剥夺相容，进而不可放弃的权利并不是不可剥夺的。

反之，你的行动就会被道德评价为错误。如果这就是不可放弃的权利的准确定义，那么它将因为会导致权利的冗余而在贬低了权利的重要性，而且还会因为引发无穷回溯的逻辑困境而在概念上无法成立。权利的选择理论，可以被抽象表达为如下形式：①对于X利益的潜在保护，对于X拥有权利而言，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29]此时，即使权利人透过权力的行使表达出放弃权利的意愿，但是这并不能将其他人从相关义务中解放出来，从而保护了权利人的重要价值或者重大利益。此外，转让也只是放弃的一种特定方式而已。

所以，这通常表现为权利人犯罪这种严重的道德错误。只要注意到两种错误中的纯粹道德错误，那么即使相关权利被放弃了，但是依然存在禁止随意侵入的理由。因为，此时无能力引发豁免从而导致的无穷回溯的逻辑链条，因为一开始就不存在无能力，以致根本无法启动。

我不打算分而击之，而是合并成一个单一的主张：关于不可放弃的权利的道德论证，将会挑战关于权利重要性的主张，这使得它们以及类似的主张必然溃败。如果这个说法是成立的，那么不可放弃的权利在实践上的重要性就会凸显出来，例如安乐死式的主动放弃和洞穴奇案中同意放弃，都将因为生命权不可放弃而成为道德上的错误。也就是说，权利在此时要么被视为服务于家长主义的工具，要么被视为服务于伤害原则的工具。[12] 现在，就可以综合讨论权利的放弃、丧失和剥夺之间的区别了。

不过，这个论证仍然存在明显的瑕疵，它无法回应如下这个挑战：虽然权利和尊严存在概念上的关联，但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权利都是尊严的体现，而只是其中的某些权利必须诉诸尊严这个价值才能获得证成。其中，前者是由权利人随意选择的权利，而后者是只存在单一使用方式的权利，[38]而受教育权就是典型的强制的权利：虽然你拥有受教育权，但是这个权利是一个关于你只能接受教育的权利，而不包括你不受教育的权利。

反之，你的行动就会被道德评价为错误。然而，在权利禁止+道德禁止的情形中，权利的放弃，即使获得了解除权利禁止的效果，但是它并不能获得道德许可的效果。因此，不可剥夺不等于不可放弃，所以不可放弃的权利仍然是可剥夺的。[25]显然，如果不可放弃的权利在概念上是成立的，那么它将与选择论的第二项主张矛盾，但却可以匹配利益论的所有主张，于是选择论就成为错误的权利理论。

例如，一旦你按照我的权利所要求的方式行动，你的行动就是对的或者正确的。[11]同前注[8]，Joel Feinberg文，第239页。[31]同前注[8]， Joel Feinberg文，第246-251页。我将在本节和下一节分别处理两个前提性的问题：其一，不可放弃的权利可被正当侵害吗？其二，不可放弃的权利可被剥夺吗？而将明确不可放弃的权利之含义的任务，留待第四节来解决。

其二，由于剥夺是一种惩罚，所以一定会伴有宣告性表达——例如法院的宣判，而丧失并不必然具有宣告性表达的部分。显然，如果能够因此取消相关义务，那么这就是权力（power）。

[41] 当然，由于这些讨论都建立在霍菲尔德关于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命题和相反命题的基础上，如果可以抛弃或者修正霍菲尔德的这些主张，那么不可放弃的权利仍然有成立的可能性。所以，就必须承认C所拥有的豁免，在概念上必然匹配了一项无能力。

例如，托马斯·杰斐逊就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公开写道：我们认为如下这些真理不证自明：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放弃的权利（unalienable rights）[2]，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C所拥有的这个豁免是否可以放弃？如果是可以放弃的，那么C将同时拥有豁免和权力。而那些有尊严加以证成的权利，因为尊严的不可放弃，而成为不可放弃的权利。第四，如果一个人自己的同意是辩护杀害他的正当理由，那么就不难想象，几乎任何的谋杀犯都会声称，事先已经获得了死者的同意。然而，在做不同时拥有的理解时，将存在三种可能，除了前两种可能之外，第三种可能是同时不存在的情形：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无能力。其二，即使存在不可放弃的权利，这个权利仍然能够因权利人的道德错误而被剥夺，所以不可剥夺也不是它的定义性要素。

如果你像我一样，既在价值上认同权利的重要性，同时又是个意志论的支持者，那么不可放弃的权利看起来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支持者并没有主张所有的权利都是不可放弃的，这是个显而易见的错误，他们只是认为某些权利具备这个属性。

问题是，导致义务归于消灭的无能力，到底是由谁所拥有的？理论上，只有两种可能：其一，是权利人本身拥有无能力，或者说，拥有主张（权）的人同时拥有无能力。然而，这种理解有两个并行的方向：第一种可能是，这是对于权利人的限制。

一旦它被放弃，那么这个道德错误就会消失，此时也就不存在正当侵害和不当侵害的问题了。同样按照对应性命题，那么这将意味着相对于B的第三人C拥有一项豁免。

这是因为，在道德禁止的情形中，权利人对于权利的放弃，只能解除其他人侵害相关价值和利益的指向性道德错误，而并不能同时解除道德禁止所带来的拘束效果，所以它就成为一种纯粹的道德错误：这个道德错误不再与权利联系在一起，而是一个单纯因违反道德禁止而产生的道德错误。所以，在直觉上，生命权就很容易被视为一种典型的不可放弃的权利，因为无论权利人即使以恰当的方式表达了放弃，但这并不会取消相关的义务。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一个权利是不可放弃的，那么它是否可以被剥夺？就道德实践而言，这是肯定的。[19]例如，端午节是法定假日的权利，它当然可以被彻底取消，也可以被改为重阳放假的间接方式取消。

[20]以下的讨论高度依赖于霍菲尔德对权利的分析。其中的主要区别是性质上的：其一，权利的放弃、丧失与剥夺，都是关于一个权利或者具体权利的，而不可剥夺是关于一类权利的，它们是不同的事情。

[47]L. M. Sumner,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48]Jeremy Waldron, Torture, Terror, and Trade-off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99-313. [49]Niel MacCormick, Rights in Legislation, in P. M. S. Hacker Joseph Raz eds., Law, Morality, and Society: Essays in Honour of H. L. A. Hart, Clarendon Press, 1977, pp.195-199. [50]同前注[37]， Hillel Steiner文，第243-244页。这表明，如果尊严和权利是虽然有关联、但仍然不同的两件事情，那么即使承认尊严是不可放弃的，也不会自然就得出权利是不可放弃的这个结果，所以尊严的不可放弃并不必然挑战权利的可放弃。

我有特权或自由(privilege or liberty)，我就没有义务(duty)。[51] 传统上，尊严有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解方式：作为价值（worth）的尊严与作为尊荣/荣誉（honor）的尊严。

相应的，利益理论这个选择理论的竞争对手，蕴含着另外两项主张：①X拥有权利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是，该项权利事实上保护了X的某种利益。[21]这样一来，所谓可放弃的权利，就蕴含如下含义：它是基于权力导致（由权利派生之）义务归于消灭的权利。所以，是不是一台好电脑，就是使用者（我）的价值判断。认识到这一点，就会理解：为什么承认不可放弃的权利的人，只是主张部分权利具备这个性质，而不是主张所有权利都是不可放弃的。

B一旦不再拥有无能力，那么按照霍菲尔德的相反命题，[40]B将拥有取消A的无能力的权力。[46] 然而，这主张还是会遭遇严峻挑战。

[13]理论上讲，权利人所拥有的任何一项权利，都会在满足特定道德条件时可能被剥夺。问题是：这类或这些权利本身所拥有的极端重要性，必须以不可放弃的修饰定语来加以描述吗？或者说，是否存在一类或一些权利，它们的重要性到达不可放弃的程度？在理论上讲，不可放弃的权利的成立与否，还是检验某种特定权利主张是否成功的攻防焦点：利益论（interests theory）的支持者通常认为，如果不可放弃的权利是成立的，那么意志论（will theory）这个理论对手，将会因为无法匹配这种权利而成为错误的主张。

但是，我一旦答应了每年捐助一个孩子读书，那个孩子因此将拥有要求我按时给予捐助款的权利，于是未能兑现这个承诺不仅仅本身是个道德错误，而且是一个针对那个孩子的道德错误。[6] 基于这一点，就能够区分侵犯权利的两种类型：不当侵犯权利（violation of rights）与正当侵犯权利（infringement of rights）。